其中兴于诗的兴，按《说文》：起也。
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但是，如果我们能将《孙子》与道家《老子》、《孙子》与法家，《孙子》与儒墨学说等思想关系作出正确和全面的论述，并将《孙子》所反映的史实问题之研究更扎实地推进一步，那么，我们关于《孙子》成书年代问题上的缺憾，或许能够较快地获得弥补了。
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李零先生认为：过去人们读《行军》篇，读到‘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多不解其义，或者推测四帝为炎帝、蚩尤之属，或者直接以四帝为四方诸侯，都很勉强。（这里的帝是指上帝）。关于《孙子兵法》成书年代，学术界长期存在着分歧。这一思想观念在战国中期影响是很小的。
今得简本始知古人是以‘五色帝相胜为说（《关于银雀山简本〈孙子〉研究的商榷》，《文史》第7辑）。《孙子》的情况也完全相似。众所周知，正德三年（1508）的龙场悟道是阳明心学的催化剂，在此瞬间，他对具有终极意义的问题有了超越性的体认，是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的关键时刻，而此关键时刻实际上是由《周易》催生的，其作于龙场的《玩易窝记》云： 阳明子之居夷地，穴山麓之窝而读《易》其间。
非天地之至恒，其孰能与于此？（卷二十六《五经臆说十三条》）[2] 保持恒心与毅力，全身心地投入对纲常伦理的践履的前提当然是先确立学以至圣人的志向。在这里，主体意志在德性培养中显然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所企求达到的目的也就是确立道德自觉的原则，道德的本质毕竟不是规范性，而是主体性。良知作为天理，不是特定的外在道德规范，而是人内在理性的凝聚，是代表人的本质存在的终极本体。‘后天而奉天时，良知即天也。
这种人格，充溢着伦理气息的主观精神，能起到赞天地之化育的伟大功用。惟有如此，才能使为善去恶的工夫落实到实处，才能将成圣工夫贯彻到底，积久不易，刚健自强。
良知是人的本质，人的道德行为则是良知之体现，去掉私欲，便自然知之真切笃实，行之明觉精察。《周易》说卦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阳明在龙场，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郭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此外，学以至圣人还需要一种洒落的胸怀，谦逊的品质，光风霁月的气度，《谦》卦云：谦，亨。
王阳明大悟格物致知之旨，表明他已获得了对格物致知的不同见解。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大人。（卷二《传习录中》）[2]但是，良知这种先验的道德意识，也不是自动能显发出来的。（卷二十六《大学问》）[2] 问：《易》‘学以聚之，又言‘仁以行之，此是如何？先生曰：也是如此，事事去学存此天理，则此心更无放失时，故曰：‘学以聚之。
《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恒》，所以亨而无咎，而必利于贞者，非恒之外复有所谓贞也，久其道而已。
（卷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2]若上述工夫用尽，则良知不习不虑，出自天则，原自寂然不动，原自感而遂通，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来体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故明道云：‘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知行合一只是解决了工夫论的方向，即求理于吾心、知行合一并进的问题，以消除心、理为二、知、行为二的弊端，至于如何向内作工夫，知行合一的思想却不能提供，而致良知说却将这些难题一并解决，它结合易道，完善地表达了关于本体、工夫一致的思想： 良知即是易，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
致良知说成为王阳明思想的最成熟形态，同样运用了《周易》的思想资源。……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孝经·圣治章》）在教民问题上，他主张先富之，后教之。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的独立人格思想。两种解读按照句义注释，也都是典型的愚民说教。
（《论语·子路》）就是先解决生计问题，让百姓吃饱穿暖，再实施教化就容易多了。反对暴力，重视和平（周有光：《107岁的年轻思想者》，《年年岁岁有光》，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
那时，一字多义是很正常的，而用现在8000字解读3800字所表达的思想，就难免出现误读误解的情况，加之那时还没有标点符号，断行的不同，意义自然大相径庭。这显然是尊重民众的思想，哪里有什么丝毫的愚民思想？ 王夫之说，在远古时代人与禽兽差别不大，后来经孔子垂训之后，和以前那种茹毛饮血，茫然于人道（王夫之：《读通鉴论》）的情况相比进步巨大。
《周易·象上传·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在以上两人眼里，孔子的愚民思想是确定无疑的。
他认为：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和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的事在人为思想等，所以这些，都是和愚民说风马牛不相及的，两者格格不入，岂能混为一谈？ 两千多年来，后人却把孔子的教化说解读为愚民说，把本来是精华的思想恰好说成是糟粕了。认为孔子有愚民思想的证据，是子曰：民可，使由之。（《大戴礼记·主言》）他引《诗·小雅·节南山》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句谈教民，谓辅佐天子，使百姓不迷惑。
言王者设教，务使人从之，若皆知其本末，则愚者或轻者而不可行。圣人遍开万法，不能执一语以疑之。
从这段话里，可见他对统治者的愚民政策是深恶痛绝的。（《论语·子路》）孔子以蒲卢（《中庸》）喻人之教化。
在谈到对民施行七教时，他说：虽有国焉，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康有为、梁启超他们说，孔子绝对民主，古人对这两句话，圈点句读错了。
四十而不惑（《论语·为政》），君子贞而不谅（《论语·卫灵公》）的人生智慧。（南怀瑾：《论语别裁》）康有为的断句是：民可使，由之。正确的句读应该是：民可使，由之。作者系徐州市孔子学会顾问、中华孔子学会儒学促进会常务理事 进入专题： 孔子 民本思想 。
但具体到一些较小的问题时，会有争议。——这些话，哪里有丝毫的愚民思想？ 如果再联系到孔子志于学（《论语·为政》）和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的进取思想。
人有向善的德性，为政者只要像蒲卢那样顺遂人之德性，就可达到教化的目的。（匡亚明：《对孔子进行再研究和再评价》，《光明日报》1982年9月13日）韩国学者赵骏河说：孔子、孟子的人间教育不仅能够解决全球化时代产生的问题，而且能够实现全球化永久的和解和和平。
（康有为：《论语注》）2004年4月29日《徐州日报》有篇文章，讲到前几年香港有位学者对这段话作了一番重新解读。匡亚明说，两千多年来在中华民族的智力发展上，孔子发挥了巨大作用。
